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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泰森食品中国区副总裁：我们与进博会“共同进化”******

　　(第五届进博会)访谈｜泰森食品中国区副总裁：我们与进博会“共同进化”

　　中新社上海11月4日电 题：访谈｜泰森食品中国区副总裁：我们与进博会“共同进化”

　　作者 高志苗

　　在泰森食品展区，积木沙盘里“泰森号”货船从美国出发，载满牛肉原料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即将召开，为了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企业在中国的数字化转型实践，泰森食品用积木沙盘还原了进口加工全链路，并且通过AR增强现实技术沉浸式体验泰森智慧工厂。

　　“我们每年都通过进博会感受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近年来持续优化的国际营商环境。总的来说，我们把进博会当作重要的年度沟通平台，展示自己的同时也接受市场、行业和消费者的反馈。”泰森食品中国区副总裁陆悦飞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连续三年参展，泰森食品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展示产品，更多的是传递理念。“我们所倡导的是有‘共生’意义的产业链和价值链，”陆悦飞说，“这样既有助于让中国消费者获得更多元化的选择，也能够借助进博会的‘窗口效应’让国内消费者了解泰森更多的海外产品，有效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

　　泰森食品和进博会“共成长”。2020年，首次参加进博会的泰森食品将泰森中国地区总部签约落户上海；2021年，在第四届进博会上泰森中国宣布进入数字化转型元年。

　　“今年，我们的数字化转型有了阶段性成果，首个泰森中国智慧工厂已竣工投产，我们通过AR技术将智慧工厂车间搬到进博会现场。期待围绕进博会这个大IP，通过丰富的活动连接上下游伙伴，让他们参与到进博会这个大主题中，真正将进博会从6天展期延伸到365天，让我们的进口产品能够买得到、进得来、卖得出，我们与进博会共创共生，共同进化。”陆悦飞说。

　　作为世界500强企业，泰森食品早在2001年便进入中国市场，目前泰森食品在中国拥有三家研发中心、七大加工厂、数十家养殖农场，提供鸡、猪、牛肉全品类食品综合解决方案，深耕中国是泰森食品始终的选择。

　　从一片荒地到智慧工厂拔地而起，日前，泰森食品用10个月的时间建成了首个泰森中国智慧工厂。“我们用行动说明在华发展的信心，刚刚建成的日照智慧化工厂投资了3000多万美金，南通、湖北的智慧工厂也正在加紧建设。速度背后都是因为看好市场，希望在这个地方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先行一步的泰森中国也在整个集团树立了“数字化转型样板”。“综合来看，中国区的数字化转型进展在整个集团的地位是突出的。我们有很棒的合作伙伴、团队，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储备、供应商、软件硬件的解决方案都非常多。是国家红利、企业战略以及团队执行使得我们领先。”

　　陆悦飞表示，未来，泰森食品将进一步扩大在华投资和销售，致力于用安全、健康、优质的高蛋白产品，丰富中国消费者的餐桌，改善中国消费者的健康饮食结构。(完)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