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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吴家玮：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中新社旧金山12月15日电 题：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专访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吴家玮
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近几十年来，随着一批批中国留学生走出国门求学，中国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日趋紧密。东西方教育在哪些方面可以实现互鉴？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中新社“东西问”专栏近日专访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请他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在《玻璃天花板：吴家玮回忆录》中提到“打破学界的玻璃天花板”。在这一过程中，您华人身份的优势和挑战是什么？
吴家玮：我在美国的教研之路完全是沿着学界惯例走过来的，可以说是“循规蹈矩”。我30多岁当上系主任，40多岁当上院长、校长，于是被人说成是“打破了玻璃天花板”。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华人，我遇到过挑战，担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期间感受尤深。
旧金山历来是一座多元且较为复杂的城市，旧金山州立大学是该市唯一的公立全科大学，学校的“一把手”难免处于众目睽睽之下，突然间来了一位在儒家思维中长大、另有一套管理模式且不太听话的华人校长，很多人不习惯。
图片美国旧金山中美国际学校的学生穿中式服装表演节目庆祝中国农历新年。当地华人比例为全美最高。陈钢 摄在美国的教研之路上，华人身份没有什么明显优势，否则就不会碰上“玻璃天花板”了。但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当校长期间，儒家思维为我的管理模式带来一些积极影响。我常跟副校长、院长、教授代表等10来个人开会，讨论各种议题。众人意见不一致时，会展开讨论、辩论或是争论。如果讨论半个小时后还僵持不下，美国同事们就忍不住了，接下来就要求通过投票结束争论。而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某一个建议，才是较好的结局。这个时候我会说，我们都是有头脑的人，多谈谈总可以在各种不同的见解里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看法。因此我主持的会议尽管时间很长，但最后总能得到一个支持度相当高的共识。
中新社记者：美国高校的工作经历，为您在科大的工作带来怎样的启发？
吴家玮：我回国前夕，香港经济面临转型，必将注重科技。当时，香港将迎来回归祖国的时刻，“一国两制”政策也已确定。在此背景下，一群有学问、有经验、有理想的学者决定放弃国外的丰厚资源和舒适生活，凭可贵的团队精神在香港创办一所研究型大学。
坐落于香港清水湾半岛的香港科技大学。谢光磊 摄特别是我在圣迭戈加州大学当博士后，十载后重回原校担任院长。那段经历让我认识到，要办好一所大学，研究和教学必须依靠真正一流的人才。我们在创办科大时，就是全力寻找各学术领域的一流人才加盟。
另外，圣迭戈加州大学的博雅教育理念对我在香港科大的工作也有启发。当时，港英政府只允许我们办理学院、工学院和商学院，但我坚持同时要办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我还希望每个学生主动参加文化、体育及团队活动。学校一定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否则怎么能算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可以扩展年轻人的视野，理顺他们的逻辑，赋予他们深入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思想狭隘的人很难做到真正的创新，没有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环境，科技也搞不好。
中新社记者：您曾长期在旧金山湾区工作，并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提出“香港湾区”以及“深港湾区”的概念。在高等教育方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哪些经验？
吴家玮：旧金山湾区各种类型的高校都有，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建设也一定要多元化。最好能够平衡发展研究型、教学型、专业型、普及型等各种类型的高校。至于学科建设，科技创新、人文创作和社科教研同样重要，多种学科都要大力发展。研究型的高校必须注重教学，教学型的高校也不能忽视研究。
第十六届江苏省高校大学生物理与实验科技作品创新竞赛上，参赛选手在调试作品。杨雨 摄此外，高等教育不能一面倒地聚焦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也绝对不能忽视。中国过去经济落后太久，需要飞速发展，赶上发达国家，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培养了大量应用型人才。但非常关键的基础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科技创新和突破的基石与载体，是时候大力度发展基础研究了。
中新社记者：东西方教育在哪些方面可以实现互鉴？
吴家玮：西方发达国家因各自的历史和背景不同而发展出各有特色的教育模式，法、德、英、美等国的教育制度差别很大。在向西方借鉴的过程中，中国要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善加选择，发展符合国情的教育模式。
最近几十年，中国高校数量急剧增加，水平相应提高。目前，中国每年普通、职业本专科招生人数在1000万以上，硕士生以及博士生的招生人数分别超过100万和10万。有人说中国毕业生太多，导致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但我认为现在的高校数量和招生规模相当合理。中国有3000多所高校，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高校数量却更多。
北京大学2021届本科毕业生在校名前拍照留念。蒋启明 摄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发展不平衡。美国的优秀大学分布在全国各地，但中国最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沿海几个大城市。五湖四海的“高材生”被吸引到这些大城市，毕业后大多不愿回老家。中国迫切需要推动教育、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在地域间均衡发展，让欠发达地区对人才具备吸引力。
中国的高等教育需要适度引进符合国情的博雅本科教育。同时，应该像西方社会那样，摈弃对大学排名的迷信、对论文和专利权数量化的追求以及对学者名衔的过度崇拜。
反向来看，中国一些教育理念也值得西方学习。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世界逐步盛行“个人主义”。而儒家推崇“集体”意识，为人在修身之余，必须关怀和注重家庭、社会以及国家的集体幸福。这些意识启发于教育。
中国一些教育方式同样值得西方借鉴。我曾看过一档英国电视节目，有一组上海的高中教师到伦敦一所高中教学。老师走进教室，学生要站起来齐声喊“老师好”。上课的时候学生不能交谈，课后还有很多作业。英国学生刚开始对这套教育方式很不习惯，但一段时间后，他们不但开始欣赏中国老师的教育方式，连考试成绩也提高了很多。
中新社记者：您的回忆录《同创香港科技大学：初创时期的故事和人物志》里，有一个章节是“助建中美桥梁——走向老家”。在您看来，教育应该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吴家玮：我写这本回忆录的时期，确实还是以学术交流合作助建中美桥梁的好日子。中国落后和僵化多年后，终于打开了国门。一些有理想的优秀留学生、学者在西方吸取了先进的知识和技能，然后走向老家，在国家重启、发展的征途上作了不少贡献。同时，美国的科研也需要中国的人才。在这个阶段，两国一些科研合作相当成功。
以“国际教育，成就未来”为主题的2009中国国际教育展在北京举行。吴芒子 摄美国人也认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也可以向中国学习。随着越来越多美国企业到中国发展，学习中文的美国人逐步增加。这些人到美国公司的中国分支机构任职，并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提高本领，然后走回自己的老家。
但是，现阶段美国政治状况不容乐观，内部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令政客们以寻找外敌的手段来争取选票，中美学术交流难免受到影响。现状能否改善，要看美国的政治态度。美国学界也需努力跨越障碍，让两国的学术交流尽快恢复到过去的良好状态。
中国学界除尽可能恢复与美国学界合作外，还必须扩大国际交流的范围和对象，大力加强与欧洲、东南亚等地以及“金砖国家”的学术合作，在“一带一路”上多建“桥梁”。(完)
受访者简介：
吴家玮1937年生于上海，1949年移居香港，1955年赴美国留学。1966年，吴家玮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他曾担任美国西北大学物理及天文学系主任以及圣迭戈加州大学热斐尔学院院长，并于1983年出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成为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1988年，吴家玮受邀回港，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供职时间达13年。
回香港后，吴家玮曾先后担任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内地与香港科技合作委员会主席以及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迪卡侬中国副总裁王亭亭：中国体育市场正进入快速发展周期******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 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1月5日电 题：迪卡侬中国副总裁王亭亭：中国体育市场正进入快速发展周期 中新财经记者 吴涛 “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优秀的营商环境，为外资企业扎根中国、深化发展提供了必要保障和有利条件。而中国体育产业作为万亿级赛道，将持续释放巨大的市场红利和机遇。”近日，迪卡侬中国副总裁王亭亭接受中新财经记者专访时这样说道。 王亭亭称，中国人民正日益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追求身心健康幸福。中国体育市场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并正在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周期。对迪卡侬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迪卡侬于1989年进入中国开始进行采购和生产运动产品的业务往来，目前迪卡侬有超过50%的产品来自于中国。您如何评价迪卡侬在中国取得的成绩？ 王亭亭：上世纪80年代，迪卡侬以生产采购商身份来到中国；2003年，我们将中国总部从中国香港迁至上海，在中国开展集产品设计、生产、物流、品牌和零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业务，这是母国法国之外第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海外市场。 迪卡侬在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有生产采购中心，超过50%的采购份额来自于中国。在中国销售的产品中，94.2%在中国生产，我们的目标是将这一数字提升至100%。 迪卡侬从2003年开始在华开展零售业务，至2021年底遍布全国百余座城市、开设200余家商场，线上业务为超过400个城市的用户提供产品和服务。2021年我们在北京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继续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发展。 中国人民正日益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追求身心健康幸福。这一时代赋予我们更多机遇展示自己。对迪卡侬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当前，我们正着眼于在中国及全球打造体育生态系统，扩大“体育+”产业发展外沿，连接各产业的高水平合作，不断丰富体育消费场景。 中新财经：作为全球知名的跨国企业，迪卡侬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或者说中国市场可为跨国企业带来哪些新增长点？ 王亭亭：我们非常看好中国经济的创新潜力，期待中国持续高水平开放，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实现全球共享共赢。我们也希望能够依托中国稳定、高水平开放、配套完善的营商环境，结识更多的潜在合作伙伴，在中国发展更多全球化合作项目，与中国市场共同发展。我们应当尊重友爱，用好中国市场，分享中国发展红利。我们也相信，体育产业将在促进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的目标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中新财经：迪卡侬每年推出3000种左右新产品，如何做到的？如何看中国的创新环境？ 王亭亭：创新是迪卡侬的基因，也是产品设计的核心。通过创新，我们能够以前瞻性的思维、包容和适应性的心态去创造体育产业的未来。 迪卡侬的创新精神无处不在，我们激励团队在保证产品性能、满足用户运动需要和保护运动安全的需求基础上，跳出思维定势，大胆使用新材料、采用新工艺技术、想象新设计，同时为了恪守环保承诺，从产品设计之初，就以可持续发展视角，创造使用更少自然资源和对环境影响更小的运动产品和运动解决方案。 目前，迪卡侬在全球拥有850名产品工程师、300位设计师、900多项注册专利，及10个法国设计中心。凭借雄厚的技术创新研发实力，迪卡侬每年推出约3000款新品。同时，迪卡侬还将全球创新产品和经验延申到中国市场，结合中国国民的健身与运动需求，不断打造提升消费者运动体验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新商业模式和最先进技术的基地。依托中国全要素市场环境、消费升级、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的大背景，中国体育产业成为万亿级赛道，这些都为迪卡侬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中新财经：中国正在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结合迪卡侬自身业务，您认为跨国企业在“双碳”方面可以怎么做？ 王亭亭：作为大众运动全产业链企业，迪卡侬从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物流到最终端销售，打造了全生命周期的减碳能力，以推动全产业链绿色化转型发展。 在产品设计方面，迪卡侬始终致力于整合更清洁的技术，减少对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比如淡水资源；同时关注减少化学品的使用，从而减少产品生产对自然资源的索取。目前在中国，迪卡侬提供的生态设计产品占我们所有产品的25%，我们承诺于2026年实现100%产品采用生态设计。 在商业模式方面，迪卡侬一直在积极探索更环保、可循环的商业模式，通过提供租赁、二手产品和维修等服务，引导消费者提升环保意识，以创造可持续的价值。 今年8月，迪卡侬加入“可持续市场倡议”中国理事会，作为中国理事会合作伙伴，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携手各领域伙伴一起探索更多可持续发展路径，通过合作与共享实现对人与地球负责的承诺，助推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 中新财经：近十年，中国持续深化改革，提升营商环境，您对中国市场哪些方面的变化感受较深？ 王亭亭：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优秀的营商环境，为外资企业扎根中国、深化发展提供了必要保障和有利条件。而中国体育产业作为万亿级赛道，将持续释放巨大的市场红利和机遇。中国体育市场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并正在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周期。 近年来，中国全民健身的社会氛围明显更加浓郁，体育健身已经是覆盖众多人的生活选择。政策更是强化了对于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视程度，为公民参与体育健身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新的环境带来新的机遇。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多地选择运动消费，选择传统项目之外的新兴运动，比如露营、桨板、陆冲、飞盘、街舞等，同时冬奥会也激发了民众对于冰雪运动项目的好奇和热情。运动需求的提升代表了国民经济水平提升和品质生活追求，显示运动健康正在融入大众品质生活的需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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